十個問題，理清當下外貿跨境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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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桌兩端，只剩中美。很長一段時間內，關稅戰乃至整個中美博弈都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終點。大國間的博弈會在碎片化、階段性和特定領域的妥協中慢慢演化。除了巨額關稅外，特朗普也全面叫停了“小額豁免”。即之前凡通過直郵交付給個人買家、價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免稅進入美國的政策，此項政策也是Shein、Temu等跨境電商平臺得以在美國市場蓬勃發展的基礎之一。叫停后，依附幾大平臺開展跨境小包、沒有備貨海外倉的中小賣家受影響巨大。

海外倉會否成為跨境賣家的標配？

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去年，Temu就開始全面向半托管模式轉型，鼓勵商家通過海外倉備貨實現本地化銷售；Shein已經在美國搭建起三個大型配送中心，以加速物流配送和服務相應速度。

關稅政策雖然會在短期時間內讓存量的商家更多置辦海外倉，不過長期來看，這提高了從事跨境電商的門檻。而且哪怕轉變為本地電商，在面向SKU眾多、更迭極快的品類（比如服飾），短期內也很難判斷在美國庫存的配置，仍然存在不小商業風險。

供應鏈要走出中國嗎？

當然。今天的全球供應鏈早已不是線性結構，而是高度交織的系統工程，完全繞開中國并不現實，但可以部分轉移。供應鏈遷往東南亞和墨西哥是最普遍的選擇。

這種轉移不可能一開始就全部切換為自己生產，而是循序漸進，先以部分自己生產加部分外部協助，尋找平衡點。較為可行的做法是，前期將中國原材料或者半成品運到國外去組裝和包裝，后期則在本地生產一些原材料或者外協。通過布局東南亞等海外工廠，再全鏈路考慮自有工廠的生產成本。

一般來說，抱團遷移會是更為普遍和可行的方式，即產業鏈的上下游一起遷移。但這勢必會造成國內工人的崗位大幅減少，原工廠周邊服務性的業務也可能因為產能外溢造成業務損失。加強產業鏈上游核心供應商的合作，遷移不出去的那部分供應鏈都是比較核心的，理論上他們的業務受影響程度會小一些，甚至因為制造業外溢帶來更大的業務可能性。

選擇東南亞，還是墨西哥？

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應對。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東南亞國家出口美國的關稅政策優勢和低成本優勢，會逐漸替代中國制造。但如果品牌出海，將供應鏈選擇落地在東南亞或者墨西哥、非洲都是必要的，東南亞的優勢是成本低廉，墨西哥則與美國市場接近，享有關稅優惠。

但遷往墨西哥，同樣有許多不穩定因素，首當其沖就是原產地證明。

所謂原產地證明，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獲得當地C.O.（即Certificate of Origin），第二部分是滿足進入美國時CBP申報針對原產地的要求，后者取決于相關第三國是否和美國簽署貿易互惠條例以及是否屬于普惠制原產地規則的適用國。簡而言之，就是為了杜絕用轉口貿易或簡單的零部件拼接來避稅。

根據美墨加協定，若產品在生產加工的過程中使用了非原產于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材料（例如：從中國進口的原材料），則不再屬于完全獲得產品，該產品是否能夠獲得原產地資格，需要判斷是否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如果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需要判斷區域價值含量標準是否達到最低標準（交易價值法不低于60% /成本法不低于50%）

墨西哥政府正通過削減關稅優惠、提高進口免交增值稅門檻等方式大力促進本地化供應鏈的發展，這和中國曾經走過的路徑相似。后續，墨西哥政府也一定會再對中國加征關稅，這是墨方向美方繳納的“投名狀”之一。中國出海企業應該提早布局，對墨西哥的供應鏈轉型本地化。

跨境電商平臺們怎么辦？

擺在Temu、Shein等面前的，幾乎只有“本地化”一條路。

受“小額豁免”取消影響，TikTok Shop近日向美區賣家發布通知，將自5月2日起，對入境商品征收30%從價稅，并分階段加收單件25美元（6月1日前）或50美元（6月1日后）的特定關稅，同時要求承運人繳納國際保證金。Temu和Shein目前尚未公布應對舉措。

受波及的平臺型巨頭將全面國際化，在當地開展業務，區分國內和國外供應鏈。

Temu和Shein都已在多個國家推動更深入的本地化，加速招攬本地商家。Shein在土耳其、巴西等地布局產能，Temu則計劃在4-6月開放6個“本對本站點”（local-to-local）和9個“半托站點”（都面向擁有本土發貨能力的賣家，前者針對海外本地主體公司，后者針對中國主體公司）。近日，Temu與DHL簽署了備忘錄。備忘錄稱，DHL集團將運用其專業物流能力支持Temu在歐洲的本地化運營，特別是其“本對本”商業模式。這一模式使本土企業能夠在Temu平臺上直接向本地消費者銷售，并完成本地履約。Temu預計，其歐洲總銷售額的80%將來自這一模式。

除了美國，跨境電商還值得去哪兒？

歐洲仍然是第一選擇。

如果美國市場受到影響，歐盟最有潛力成為匹配中國的市場。2024年，歐盟27國GDP達19.4萬億美元，人均GDP超4萬美元，消費結構以高端制造（德國汽車、瑞士鐘表）、文化創意（法國奢侈品、意大利時尚）、綠色科技（丹麥風電、瑞典環保技術）為主，與中國 “制造業升級 + 消費升級”需求高度契合。

美國是亞馬遜的舒適區。它的比價系統幾乎是貼身Temu在打，且因為有規模效應，亞馬遜FBA（物流服務）比第三方價格還低，但在歐洲亞馬遜就沒有類似地位，Temu也的確在向歐洲挺進。

制造業是否一定需要美國市場？

是的，關稅加征對家具和玩具、紡織品、汽車零部件、化工產品、鋼鐵和鋁制品等行業均有較大沖擊。這些依賴低端供應鏈的企業對美國市場依賴性強，替代市場開拓相對較為困難。

具體到光伏、儲能、鋰電等新能源產業，美國市場也是兵家必爭之地。美國傳統能源發達，但新能源是全新產業，天花板足夠高。目前美國鋰電池對中國依賴度超過70%，特別是儲能系統和低成本電動車需要的磷酸鐵鋰電池，則完全依賴中國供應。

當下，美國使用新能源尚處于起步階段，谷歌、蘋果、Meta都在建立自己的數據中心。

中國新能源制造業幾近飽和，出海美國也是最大的出路之一。短期通過談判爭取過渡期，為產業鏈調整贏得時間，長期則利用美國“既要脫鉤又需中國產能”的矛盾，鎖定中國產品的不可替代性。最終中國新能源產業需以技術迭代+全球產能網絡+標準主導權構建護城河，有望將關稅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實現從“中國制造”到“全球智造”的跨越。

比起赴美建廠，取道墨西哥更可行嗎？

這是目前的最優解。

政策風險只是赴美建廠難的表層原因，更系統性的問題是美國社會并不具備建立制造業工廠的現實基礎。成本高且極度缺乏產業工人人群，且相較于人工成本問題，產業鏈集群問題更為棘手。

低端制造比拼的是原材料和勞工成本，中高端制造則是供應鏈整合、復雜設計，以及成千上萬工程師與熟練技工的系統協作能力。制造業競爭拼“系統組織力”——能不能同時調動工程、質量、合規、客戶交付等多個模塊，并在地理上跨區協作。

美墨加協議完全排除在對等關稅之外，2023年對美國的出口約占墨西哥GDP的26.4%，這其中大概75%-85%是通過美墨加協議以零關稅出口到美國。比起數倍、數十倍成本完全到美國建設，在墨西哥“曲線救國”仍然算得上制造業應對復雜中美局勢的最優解之一，甚至有些企業家要求要完全（至少表面上）成為墨西哥公司。

“做自己”和“本土化”沖突嗎？

答案是否定的。

作為兩個維度上的選擇，前者是股權與戰略主張層面的獨立性，后者是執行與運營層面的本地適應性。

一家中國公司完全可以在保持主要股東結構不變的前提下，做到用本地團隊服務本地客戶、合規本地化、組織機制本地適配。這在汽車、能源、醫療等行業都已經有成熟先例。

真正的問題在于，企業是否愿意且能夠在戰略層面清晰判斷“哪些部分可以共享，哪些必須拆分”。比如，美國《公司企業透明》法案就對10%+持股人的護照結構有明確要求，這種政策紅線是“做自己”要考慮的邊界，但并不妨礙企業去做“更聰明的本土化”。

以新能源產業為例，只要能在美國建廠的生產商，都絕對不缺少客戶。但鑒于地緣政治和能源行業的敏感，最重要的是前期做好戰略規劃，最好找到美國的投資人和渠道戰略伙伴，盡快本地化供應鏈，避免將來踩雷，導致長期投資風險。

全球化依然是個真命題嗎？

依然是，但全球化正在重構。

全球化的語境以后將不再是某一、某些單一市場的擴張，而是更區域化的價值鏈重組。

中美固然是兩個最重要的大市場，但真正具備機會的，是那些能與中國形成互補結構的市場。比如中東“資金+基建”，東南亞“勞動力+產業梯度”，拉美“資源+本地消費力”等。這些地方的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投資，將是中國企業可以深度參與和全球化發力的方向。

從宏觀數據看，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約為50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2.9%左右。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正在結構性減弱，這輪關稅政策不會像上一輪那樣形成系統性沖擊。對于目標全球的中國企業，真正的挑戰不在于直接損失了多少訂單，而在于企業是否能借此倒逼自己組織升級、重構海外風險。

出海硬仗最先準備什么？

理解“本地”+底線思維+充足彈藥。

出海企業最典型的問題有三類：

①、是對“本地化”的理解不夠清晰，以為雇傭當地人就是本地化，實際上它還應包括客戶接口、合規體系、組織授權等全流程能力；

②、是風險管理機制薄弱，面對海外的不確定性，仍然習慣用國內節奏和認知做判斷；

③、是組織策略與業務策略錯配，比如在市場拓展上很激進，但在人才儲備、法務合規上跟不上，前期容易踩坑。

這些問題的底層，其實是缺乏“系統性出海”的意識，把海外市場當成出口延伸，而不是全新的經營場景。越早建立一整套邏輯，包含財務模型、責任邊界、風控儲備和人才鏈路，越能形成真正的抗壓能力。

當下出海，首先要保持兩年以上現金儲備；其次要有心理準備，短期看兩到三個月內，甚至更快，中美貿易關系會有解決方案，但，“我們都回不去了”。

全球化是比消費還要永恒的賽道。不管當下形勢如何嚴峻，跨境貿易仍將存在，并迎來產品、市場、模式的全方位變化。攜手找到生存提質的空間，維系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將是出海人共同的命題。既然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征途不會因外部環境的震蕩而停歇，那理清思路，建立起新型全球化語境下的底線思維，至少是目前最應該也最可行的事。